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。南宋时期,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,影响了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。

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,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,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,像尹焞《论语解》、胡安国《春秋传》、张九成《论语解》、林之奇《尚书全解》、夏僎《柯山书解》、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张栻《癸巳论语解》、吕祖谦《左氏博议》、刘子翚《圣传论》、叶适《水心别集》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,都传至北国,引起赵秉文、麻九畴、杨云翼、李纯甫、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,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赵秉文、麻九畴甚至“自称为道学门”。

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。一方面,北方文人编纂、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,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《论语解》《孟子传》《中庸说》《大学说》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《道学发源》一书,以广流传,赵秉文、王若虚分别为之作《道学发源引》《道学发源后序》,予以宣传。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,着有删集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解各十卷。

另一方面,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,表现出自己的思考。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,潜心研究《易》学和《春秋》,享誉一时,赵秉文撰有《易丛说》《中庸说》《扬子发微》《太玄笺赞》等多种著述,阐发他对道的理解,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。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,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。南宋理学家有关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的阐释,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,与金源统治者尊崇、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,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,要让女真人“知仁义道德所在”,金熙宗本人“颇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尚书》《春秋左氏传》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、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,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。在南宋,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,其《艺圃折衷》排斥孟子,离经叛道,被朱熹等人斥为“邪说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三)。在北方,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,以郑厚的传人自居,自称“自庄周后,惟王绩、元结、郑厚与吾”。

他信奉佛教,为了批判理学,特意针对南宋人的《诸儒鸣道集》撰写《鸣道集说》一书,“就伊川、横渠、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,毫发不相贷,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”(《中州集》卷四),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。

理学开启了忠君的高潮,从此封建王朝没有再从内部瓦解过,权力之争从外戚、权臣那里转化为对外族侵略的矛盾。很好的维护了内部的统一,社会相对稳定,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。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高,发展了中华文化,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明。

同时文人开始变得迂腐,重视繁文缛节,拖慢行政速度。开启了重文轻武的风气,导致国家国防力量羸弱,面对外来侵略不堪一击。儒家孔子所倡导的“权”的思想变得僵化,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。对妇女进行了多方面的禁锢,强化了贞洁等等葬送女人一生幸福的各种观念,让中国妇女从此陷入被压迫的深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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