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炎采用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方式来对待少数民族,尽管有官员并不认可这一政策。这一举动在客观上顺应民族融合的趋势,也是太康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与具体表现。

太康年间,在民族关系方面,晋武帝采取了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,以招抚为主。《晋书·四夷列传》找:晋武帝即帝位后,对周边少数民族是“抚旧怀新,岁时无怠”,随时招抚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。

在晋武帝的这种政策的感召下,塞外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领本部人马、牛羊入塞定居。如:泰始年间,匈奴大水等二万余落归附西晋,晋武帝将他们安强在河西故宜阳城下。后来,又陆续迁入不少部落,与汉人杂居。

太康年间,匈奴首领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“大小凡十万余口,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”。还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万九千三百人“归化”,大豆得一育鞠等“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,牛二万二千头,羊十万五千头,车庐什物不可胜纪,来降,并贡其方物,(晋武)帝并抚纳之”。此外,在成宁和太康年间有奚轲十万以及鲜卑、五溪蛮夷羊柯獠、西北杂虏等族入居内地。晋武帝对来降的少数民族有功首领还予以奖封,如匈奴首领綦毋倪邪伐吴有功,被封为赤沙都尉。

对晋武帝招纳匈奴等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一事,西晋朝廷内颇有异议。一些人认为羌胡狡猾,其心必异,让他们入居内地,对晋朝不利。因此,建议把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迁出中原。时西河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,提出“徙戎”主张,他说应该把戎狄迁徙到西、北边境以外地区,被晋武帝拒绝。

在晋武帝的招抚民族政策下,原来西晋北方广大土地上,处处有匈奴、鲜卑、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现象,《晋书·匈奴传》记载当时情况是:“爰及泰始,匪革前迷,广阔塞垣,更招种落,纳萎莎之后附,开育鞠之新降,接帐连话,充郊掩甸。”“关中之人,百余万口,而戎狄居半。”这些内迁少数民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生产,共同生活,友好往来,互相学习影响,加速了民族融合过程,这就为“太康之治”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客观社会环境。

晋武帝招抚少数民族入居内地,拒绝徙戎,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,在客观上是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,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,应予肯定,这既是“太康之治”所以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,又是“太康之治”的具体表现。

晋武帝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下,使得晋朝出现了盛世景象,但是晋武帝统治时期沿用了汉朝的分封制度,大大的削弱了中央集权,为之后的“八王之乱”埋下了隐患。同时晋武帝晚年的时候生活奢侈腐化,公开卖官,宫中姬妾近万人,上行下效,各级官吏不理政事,斗富成风,奢侈之风盛行,使得西晋王朝迅速的灭亡。

“八王之乱”,这场战乱长达16年,加上天灾不断,瘟疫流行,广大劳动人民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,太康之治的盛世景象很快就结束了。历史上将太康之治结束年份定为太康年号终结的这一年公元28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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