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是历史上存在比较短的王朝,但奢靡之风却空前盛行,最引人注目的是门阀制度,门阀制度成为西晋独特的历史现象,九品中正制给予他们最优越的政治地位,而将寒门弟子的晋升之路阻断,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重,在选官制度上,重要的官员职位均被世家大族把持,造成了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势族”的独特的社会现象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根据美国的研究者凡勃伦《有闲阶级论》中有关有闲阶级的提法,从书中所提及的有闲阶级的种种表现,与西晋的门阀制度极其相似,也可以说,西晋最先催生了“有闲阶级”的概念,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隐形社会体制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,西晋虽然很少被提及,但却深深地影响了日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。

一、奢侈之风盛行——门阀集体病态镜像

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到中后期,就变成了门阀士族特有的特权保护伞,这体现在门阀士族所获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特权的固化,而门阀士族又有尊卑贵贱森严的等级界限的规定,任何人都不得僭越贵族身份,而彰显贵族身份最好的方式是——奢侈之风。换句话讲,门阀士族正是通过挥霍社会财富和奢侈放荡的生活,来释放特权贵族阶层特有的优越感,这一切已经成为西晋时代特有的病态标签,在让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同时,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。

酗酒—释放特权阶层虚荣心的工具

与魏晋风流的清谈不同,士大夫的饮酒并非正常宴饮或政治诉求的需要,也并非借酒浇愁,而是以酗酒取乐,行为放诞不羁,同时以残暴而夸张的行为对自身财富和特权进行炫耀。

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有对竹林七贤饮酒的描述,阮籍和刘伶都是嗜酒如命的人,“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”。在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山涛传》中,山涛“饮酒至八斗方罪”,可见酒量过人,而山简是山涛的儿子,以“高阳酒徒”自居,行为更加荒诞不经。

在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中,有这样一段记载,很形象的说明了士大夫的奢侈而颓废,放浪形骸的宴饮方式——“诸阮皆能饮酒,不复常用杯斟酌,以大瓮盛酒,围坐,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,直接去上,便共饮之”。

石崇是当时的大富豪,权势非常大,经常与同僚斗富,而宴饮也是炫富的好场所——“石崇每要客燕集,常令美人行酒。客饮酒不尽者,使黄门交斩美人。”表面上看他是残忍,实际上却是对权势和力量的释放,是一种贵族特权阶层特有的病态虚荣心。

酗酒对士族精神意志的阉割

酗酒不仅造成了粮食的浪费,还让这些特权阶层的财富无法流向国家需要的地方,比如赈灾、比如公共设施建设、社会福利发放,让私人财富滥用到变态的程度,而国库空虚则一日甚于一日。

而且由于士族在朝廷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官位,终于沉迷酒精中浑浑噩噩,也无法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社会财富和精神价值,会导致国家的迅速衰落。

更重要的是,整个士族阶层如同被精神阉割,没有半天阳刚之气,颓废、低迷,脂粉气,在两晋的官员中因为饮酒怠政的人比比皆是,更可笑的是士族阶层选择要任职的地方,竟然以酒作为判断标准。张季鹰被称为“江东步兵”,他说:“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即时一杯酒!”阮籍请求担任步兵校尉的职务,仅仅因为步兵厨房里存了几百斛酒,真是何其荒唐!而阮籍这般学富五车的人,竟因贪恋杯中之物,导致他的才华无法正常发挥,这也是社会无形的精神损失。

而士族从此变得弱不禁风,内心十分羸弱,一旦遇到少许挫折,便寄情于酒。在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,阮籍不满当朝统治,别人问起他,答曰:“阮籍胸中有块垒,故需酒浇之”。这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潮流。

斗富——群体炫耀性消费,畸形社会下的产物

如果说饮酒还是一种贵族阶层的文化,斗富则是虚荣心赤裸裸的体现,揭下最后一块遮羞布。

斗富是畸形社会下的畸形虚荣心的呈现,他们在饮食、住房和奢侈品方面的过度消费,导致社会财富流向不健康的奢侈性消费,快速消耗着民脂民膏。

富人阶级是很会吃的,在饮食方面,务必追求精美、昂贵和新奇,西晋士族何曾“性奢豪,务在华侈……蒸饼上不诉十字不食。食日万钱,犹日无下箸处”。其子何劲更有过之,“食必尽四方珍异,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”。

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,王济在家设宴款待晋武帝,”蒸豚肥美,异于常味。帝怪而问之,答日:‘以人乳饮豚。’帝甚不平,食未毕,便去“。可见,其之厨膳亦远胜御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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