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自“安史之乱”结束后,藩镇割据的问题开始初见端倪,并成为了遗祸唐朝百年之久的存在。以至于,唐朝最终因藩镇之乱而走向覆灭。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,便可以发现,“河朔三镇”近乎成为了中晚唐时期,藩镇割据的一个代言词。这中间,“河朔三镇”所指的为河北地区的卢龙、成德与魏博三镇。

历史上“河朔三镇”的诞生,同“安史之乱”平叛的不彻底,有着很大的关系。当时,刚刚继位的唐代宗,急于平定“安史之乱”于是,便采取了招降的方式,而河朔变乱的祸根,便于此时被埋下。

根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,自公元763年“河朔三镇”确立,直到晚唐乱局打开的这一百一十年时间里,“河朔三镇”总共发生过六十五起的变乱。换言之,唐宪宗时期有“元和四十八藩镇”的说法,而小小的“河朔三镇”变乱次数就达六十五起。并且在这一百年时间中,算上“河朔三镇”唐朝的藩镇变乱次数,藩镇变乱次数一共为一百七十起左右。总之,“河朔三镇”对于唐朝而言,无异于一个火药桶般的存在。

由此可见,“河朔三镇”割据的问题,使得唐朝处于了一个长期阵痛的状态。同时,关于“河朔三镇”割据的问题,还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深入了解。这中间,“河朔三镇”于百年时间中,虽然是变乱不止的状态,但“河朔三镇”却未曾完全脱离过唐王朝,而只是选择割据。那么,这是为什么呢?

首先,“河朔三镇”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,实际上同“河朔三镇”的游离性有很大的关系,这一观点为《唐代藩镇研究》中所提出。这种游离性所指的主要就是,“河朔三镇”虽然一直实行割据,但其却不能完全脱离唐王朝这一政治框架。这是因为,“河朔三镇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并不属于“安史之乱”那样的帅叛,而属于纯粹的兵叛。

在“河朔三镇”割据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“河朔三镇”所发生的变乱,并非都是反抗唐王朝的叛乱,而绝大多数都是藩镇内部的变乱。而这种变乱,则多是因拥立节度使而起,即藩镇之兵,通过拥立节度使来维持自身的利益。因为,这些藩镇之兵经过时间的发展,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利益群体。这些利益群体,本质上受利益的驱使拥立节度使,以此来截留赋税,一旦节度使显现出同唐朝对抗的意向,那么藩镇之兵便会以变乱的方式重新拥立节度使。

可见,历史上的“河朔三镇”所以不会完全脱离唐朝,主要就在于,“河朔三镇”的核心并不在于节度使上,而在于藩镇之兵,节度使充其量只是其利益的代言人而已。并且,对于这些藩镇之兵来讲,脱离唐王朝非但无益反而有害。因为,以当时的情况来看,三镇即便脱离了唐朝,其也很难完全面对唐朝的弹压态势。

这样的情况下,倒不如在唐朝的框架下,奉天子之名行割据之实,这样既能保证自身的利益,同时也能避免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。以至于,变乱频发的“河朔三镇”,于晚唐时期成为了最不希望唐朝解体的一股力量。

历史上“河朔三镇”割据的问题,可以说在古代史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。其一直同唐朝背道而驰,但又始终无法脱离唐王朝。这样的情况,在历史中实属罕见。可以说,“河朔三镇”的出现,使得唐朝中晚期的历史呈现出了一幕幕诡异的景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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