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兵制和指挥的各种弊病和缺陷,这并不意味着宋军就一无所长。在消极防御的战略影响之下,宋军比较擅长守城战,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战术上的优点。此外,南宋时擅长水战,这对抗击金军和蒙古军,也起了颇大的作用

与北宋军对抗的辽军和西夏军不善攻城,他们除了能击破一些兵力少,守备弱的小城寨外,对守备较强的城市,往往是无能为力的。杨延昭守威虏军,虽“城小无备”,因为用心防御,也终于使辽军溃退(《宋史》卷272《杨延昭传》)。时人称杨延昭守卫的威虏军为“铁遂城”,魏能守卫的静戎军为“铜梁门”(《皇朝类苑》卷56)。

北宋分兵守城的战略固然是消极的:但在不少场合下也使辽军和西夏军无法长驱深入,只能实行沿边抄掠。澶渊之盟前夕,辽军在不能夺据多数城市的情况下,悬军南下,也是冒着归路被截,腹背受敌的巨大风险,故最后不得不签订和约。

金军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,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。“金人野战,长于用骑”;“金人攻城,长于用炮”(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334章谊奏)。金军的攻城器械包括火梯、云梯、对楼、偏桥、鹅车、洞屋等等,但最厉害的还是石炮。

第二次攻击开封时,“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”,“飞石如雨击”,“又用火炮燔楼橹”(《会编》卷66,卷68)。可知在辽金战争中,金军已学会了使用火药兵器。到南宋中期,金朝的火药兵器也有发展,如宋宁宗时攻打蕲州,还使用铁火炮,“每一炮继以-—铁火炮,其声人如霹雳”(《辛巳泣蕲录》)。

南、北宋之交,即使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,宋朝仍然出现了坚守城市的战例。北宋末王禀指挥太原守卫战,坚持了二百五十多天,金帅粘罕的西路大军使用各种攻城器械,施展各种攻城战术,“悉为王禀随机应变,终不能攻”(《会编》卷53),只是在粮尽援绝的情势下,才最后陷落。

太原府的守卫者,牵制住粘罕大军,使之长期不能南下,与东路的斡离不大军会师,延缓了北宋的灭亡。南宋初,赵立领导的淮东楚州保卫战,李彦仙领导的陕西陕州保卫战,都是顽强而壮烈的守城战,使金军蒙受重大伤亡。

宋军的战术特长,在与蒙古军作战时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蒙古军也很能攻城,”专恃炮为长技,以数百人拽一炮,中楼橹立碎”(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141《神道碑·杜尚书》)。但是,如杜杲守安丰军和守庐州,王坚和张珏守合州,向士璧守潭州,印应飞守鄂州等等战役,却都使蒙古军遭到挫败。宋军存在种种弱点和缺陷,却仍使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军,遭受出师以来最顽强的抵抗,甚至连元宪宗蒙哥汗也死于合州城下。

郝经“闻宪宗在蜀,师久无功,进《东师议》”,讨论“何曩时掇取之易,而今日图惟之难”的问题(《元史》卷157《郝经传》)。由于元宪宗大举猛攻的失败,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。宋将刘整降元,提出灭宋计划时,“廷议沮之”,经他再三劝说,元世祖才对他说:“朕意决矣!”。(《元史》卷161《刘整传》)

南宋依仗水军抗金的战例,在前面介绍南宋水军时已作交待。南宋所以能长期对抗蒙古,一是善于守城,二是长于水战。刘整说,蒙古的“精兵突骑,所当者破,惟水战不如宋耳”(《元史》卷161《刘整传》)。在野战中,宋军完全不足以与蒙古的“精兵突骑”较量,而在守城战和水战中,却完全可以较量,甚至获胜。元灭南宋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,而正是降将刘整,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。

第一,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,并且避免强攻,施行长围久困;第二,编练了强大的水军。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。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,即破襄樊之战,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,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,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,崖山之战,或是水陆协同作战,或是单纯的水战。可见元朝不是采取相应的对策,制服宋军的战术特长,是无法取胜的;而偏安东南,支撑一百五十年的南宋,也终因元朝转变战略而亡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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