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,盐引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,是大清政府大肆套财的手段之一。全国各地的盐商数不甚数,清王朝的户部,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,康熙年间的盐引泛滥成灾,盐引制曾一度面临取消的危机。

雍正初,康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,国库空虚,天灾不断,贪官遍地,无论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们瓜分,为了四处赈灾筹银,雍正下令抄了很多官贪的家财,还严令禁止户部“超发”盐引,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,才挽救了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。

乾隆登基,雍正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,使“康乾盛世”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。其中,盐引制也扭转了颓势,大量的盐商们捐纳赈灾,使得国内的灾民屡屡得到安抚,这些盐商们都得到乾隆的嘉奖。

乾隆曾六次下江南,就接见过当时的“八大盐商”,仅在扬州一地,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。

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?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,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。

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:“乾嘉间,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,百万以下者,谓之小商”,百万家产还是“小商”。

乾隆三十年,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,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,又修葺大虹园(今称瘦西湖),供其玩赏。一日乾隆游湖,曾对“边上的人”感叹:“盐商之财力伟哉!”(《高宗南巡遗事五则》)

可惜的是,时间仅仅过了3年,即乾隆三十三年,新任“盐政”查账,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,“盐政”的宫吏们私自“超发”盐引,从中克扣、提留“引银”竟达一千多万两。乾隆大怒,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,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“要员”(纪因此受到牵连,而被发配新疆)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两淮盐引案”。

“两淮盐引案”为“纲盐盐引”的没落埋下了伏笔,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后,即清道光十二年,清政府为了消除盐业“引商”们的暴利进而改革《盐法》,改“纲盐制”为“票盐制”,对持有盐引“窝本”的庄家与大户课以“重税”,新式盐引被称为“盐票”,价格随行就市,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。

票盐制

票盐制的利害之处并不是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,而是取消了行盐地界,即“引岸”(也称“赴岸”)限制,“招贩行票,在局纳课,买盐领票,直运赴岸,较商运简捷。不论资本多寡,皆可量力运行,去来自便”。

票盐制虽然保留了各种盐引的手续,如“行盐”等等旧规,但盐票可以“越界竞争”,“官督商销”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,该政策实行以后,盐价“暴跌”,“楚西各岸,盐价骤贱,民众为之欢声雷动。”显见的效果是“打压盐价”,作为“庄家”的大户盐商纷纷“崩盘”。

当时各种著作之中都曾记载过此次“盐改”的台前幕后——“上下挥霍无度,便掠之于民;民变在即,既掠之于商”(梁启超:《淮盐平议》)、“由是群(盐)商大困”、“盐商顿变贫户”。

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,又没生意可做,于是家产被“抄”;屋舍园林,一律“罚没”;家族子孙,流离失所,甚至外出乞讨。“金满箱,银满箱,转眼乞丐人皆谤”(《红楼梦》语),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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