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誉为“杜武库”的杜预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: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个王,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,两人所处时代相近,鲁隐公又是周公之后,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之业,鲁隐公能够光宗耀祖的话,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。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解释,唐代孔颖达也深以为然。

按杜预和孔颖达的说法,春秋的编纂属于“观念先行”,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。事实上这种观念源远流长——许兆昌说周代史官编写历史的工作,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历史研究,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。一是监察君臣,二是为后世立法。而篡改历史,也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。正如克罗齐的名言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,历史是什么样子,完全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。

此观点很值得推敲。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,这是鲁孝公执政晚期,鲁孝公之后是鲁惠公,鲁惠公元年是周平王三年,而鲁隐公元年却是周平王49年。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,春秋起始应该是周平王元年,退一步说,就算以鲁国纪年为本,也应该是鲁惠公元年开始,而不是鲁隐公。

春秋三传之一,公羊传的解释:之所以从隐公开始,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,就是因为隐公时代是孔子祖父辈们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。这是相当朴素的解释,似乎可以自圆其说,但却不能为其它说法证伪。

比如汉代人就认为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人制定宪法,那么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12君,242年,在汉代经师眼里,这些数字可不容小觑。12君与一年12个月相当,这是效法天数,至于242年,有人解释,上寿九十年,中寿八十年,下寿七十年,孔子是根据中寿的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,所以是240年。

那么还差2年呢,王充解释道,那些经师认为死卡242年,则应从隐公三年开始,但这显得不当不正,所以孔子才往前挪了两年。

讲左传者认为,孔子做春秋,是秉承周公之志——孔子所在之时周德衰微,孔子这才根据鲁史修成春秋,以匡扶周礼,继往开来;公羊家却说,孔子作春秋,贬低周室,尊鲁国以为王室,把周朝文的风格,变回殷商质的风格;穀梁家又说,平王东迁之后,周室衰微,天下动荡,孔子忧心而作春秋,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,批评坏人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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