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器是滇人青铜器中铸造最为精致并具有特点的器物之一,也是出土较多的器物。

据兵器的功能分有长兵器、短兵器、射击兵器、防护用具等。长兵器有戈、矛、斧、锌、钱、戚、啄、棒、叉等。短兵器有剑和环首刀。射击兵器有弩机、链和箭旅。防护兵器有盔、甲和盾。在滇青铜兵器中,最具特点的是横鉴兵器,这类兵器除鉴面装饰纹饰外,还饰以圆周动物或人物。

公元前122年,张骞出使归来面见汉武帝,带来南方丝绸之路(古称蜀身毒道)的消息,他在大夏(今阿富汗)发现了从身毒国(今印度)贩运来的蜀地生产的蜀布和邛竹杖,而唐蒙在出使南越国期间,当地人用蜀地特产蒟酱来款待他。

这些消息蕴藏的巨大商机和财富,引发了汉武帝的征服欲和占有欲,他连续派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,均遇到当地人的截杀。汉武帝很生气,就在今天西安附近挖掘昆明池,练习水军,修建战船,以攻伐滇池的土著。

其间滇王“其众数万人,其旁东北有劳浸、靡莫,皆同姓相扶”对抗汉朝。在武帝出兵消灭了劳浸、靡莫后,滇王归降并“请置吏入朝”。自此汉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立益州郡,“赐滇王印,复长其民”,是古代云南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发端。

1956年,考古学家对石寨山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,发现一枚金质蟠蛇纽篆文“滇王之印”,从而印证了史籍中的记载。

汉朝实施屯田实边政策,将大量汉族移民来到昆明地区,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生产,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。过程中,不少汉族移民因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,逐渐富裕起来,又有儒学等文化加成,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,一些人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“南中大姓”,将内地的相对先进的社会文化“移植”到了滇池地区。

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,当时滇池周围,“河土平敞,多出鹦鹉孔雀,有盐池田渔之饶,金银畜产之富”;蜀郡太守王追兴建学校,向各民族传授儒学,公元84~87年,“蜀郡王追为太守,政化尤异,……始兴起学校,渐迁其俗”。

西南夷人也主动到内地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。汉桓帝时,牂牁郡人尹珍“自以生于荒裔,不知礼义,乃从汝南许慎、应奉受经书图纬,学成,还乡里教授,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”。1901年,云南昭通发现了东汉时的《孟孝琚碑》,碑中记载了孟孝琚十二岁入内地“受《韩诗》,兼通《孝经》二卷”,碑文中称孔子为“大圣”。

东汉末年,群雄并起,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。公元225年,诸葛亮率军南征,至秋天平定了南中的地方豪强势力。因为留下军队直接占领的话,难免会引发当地豪族的不满,叛乱起来不好收拾。所以,蜀汉治理也以“和抚”政策为主,调整南中四郡为七郡,将益州郡的名字改为建宁郡,治所从滇池县迁到驻味县。

杨慎在《滇载记》中说:“诸夷慕武侯之德,渐去山林,徙居平地,建城邑,务农桑,诸部于是始有姓氏”。土著人民在务农之余,也驯养牛马等畜生,并供给蜀汉金、银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战马等战略物资。诸葛亮北伐时,也从南中各族招募健儿,组成“无当飞军”,并在征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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