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

魏晋时期,社会上盛行“清谈”之风。“清谈”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亦谓之“清言”。士族名流相遇,不谈国事,不言民生,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,如何强兵裕民,何人政绩显著等,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,遭到讽刺。因此,不谈俗事,专谈老庄、周易,被称为“清言”。这种“清言”在当时很流行,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,更视之为高雅之事,风流之举。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,各 …

魏晋时期,社会上盛行“清谈”之风。“清谈”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亦谓之“清言”。士族名流相遇,不谈国事,不言民生,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,如何强兵裕民,何人政绩显著等,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,遭到讽刺。因此,不谈俗事,专谈老庄、周易,被称为“清言”。

这种“清言”在当时很流行,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,更视之为高雅之事,风流之举。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,各抒歧异,摆观点,援理据,以驳倒他人为能事。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,“清谈”成为时尚。

魏晋清谈之风具体表现

“清谈”的方式,绝大多数属于口谈。而就口谈而言,又有几种方式。一是两人对谈,即所谓主客对答。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,谓之“主”;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,谓之“客”。主客互相质疑对答,往返难休,这是“清谈”的主要形式。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。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,其余者可以插言。三是“自为主客”。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,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,自己解答,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。

有一次,大家争论一个问题,最后都穷于词理,当时宰相谢安,“自叙其意,作万余语”,侃侃而谈,见解独特。说完以后,肃然自得,四座没有不佩服的。

当时,人们把共聚“清谈”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,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。但其目的不是论政,不过是官吏、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。《兰亭序》中说“永和九年,……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,……”“修禊”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,嬉水采兰,祓秽祈祥的活动,而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,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“修禊”;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。

“清谈”是辩论演讲,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,要求有新异的观点,要“见人之所未见,言人之所未言,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”。如步入后尘,拾人牙慧,无新颖观点,就会令人烦躁厌听。孙盛到殷浩家去“清谈”,直到废寝忘食,不愿离去,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,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。

一场好的“清谈”,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,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。有一次,刘惔到王蒙家“清谈”,刘走后,王蒙的儿子问其父:“你和刘惔谁胜了?”王蒙说:“韵音令辞不如我,往辄破的胜我。”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,“往辄破的”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。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,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,精当有力,是讲“清谈”的形式;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。由此可见,王蒙是把“清谈”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。

“清谈”中,气氛一般很随便,在激动的时候,往往助以手势,身体摆动,甚至起舞,引吭;谈到酣醉地步时,便无所顾忌了,口出粗言也是有的。

“清谈”也有诡辩者。当然,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。王苟子和许洵辩论,王苟子不得胜,而反过来,“许复执王理,王执许理”(实为交换命题),王苟子还是告败。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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